【我要印】訊：我做出版工作，始于1972年，是年43歲，已“人到中年”了，是“半路出家”搞出版。而這一做，就沒中斷過，迄今30余年了。這既是我人生中新的工作階段的開始，又是工作崗位的最后一站，由此，我把自己定位為出版人，可以說是親歷出版30年。

　　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特別是在“文革”期間，出版工作是“以階級斗爭為綱”，文化禁錮主義的束縛，使出版陷入停頓，出書范圍十分狹窄，全國出現嚴重的“書荒”。出版戰線的轉機，像其他戰線一樣，也是出現在1976年粉碎“四人幫”之后，特別是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我自1972年從“五七干校”回來參加出版工作，有幸參與了出版改革發展的實踐，我看到和體會到，出版戰線在批判和推倒“兩個估計”，進行撥亂反正之后，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取得了巨大的發展。

　　198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加強出版工作的決定》。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我一直在文化部出版局、國家出版局、新聞出版署擔任領導職務，我從實際工作中認識和體會到，1983年的《關于加強出版工作的決定》是指導這一時期出版工作的綱領性文件，對那以后20多年的出版事業的健康發展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對今后的出版工作也仍將有著積極的影響。

　　1986年10月6日，國務院發出《關于恢復國家出版局為國務院直屬局建制的通知》。而就在同年的12月19日國務院發布了電話通知，提到：新聞管理很亂，出版問題也不少，12月18日下午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撤消國家出版局，組建國家新聞出版局，統管新聞出版工作，要我提出新機構的組建方案和國務院決定的代擬稿。我抓緊組織草擬組建方案，按建國初期新聞與出版各設“總署”的模式，新機構稱“署”而不稱“局”，并加了一個“總”字，即“新聞出版總署”。1987年1月21日新華社全文播發了1987年1月13日國務院決定建立新聞出版署的通知。1987年3月9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任命杜導正為新聞出署黨組書記、署長，我為黨組副書記、副署長。

　　1988年5月由中宣部和新聞出版署聯合發出的《關于當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見》是新時期關于出版社改革的第一個文件。出版社改革在1984年在全行業展開，而遲至1988年才發出這個文件，其主要原因是這項改革涉及許多復雜問題，難度大，需要在探索中積累經驗，統一思想。這不是靠一次會議、一個文件即能完成的。

　　黨的十四大以后，在1992年全國新聞出版局長會議上，我代表署黨組作的報告提出了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出版體制，以及相應的推進出版改革和加強宏觀管理的要求。進入1993年，新聞出版署把計劃重點擺在積極探索新的出版體制上。出版要面向市場，又不能一切以市場為導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逐步建立的歷史條件下，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出版物大市場問題越來越突出地擺在了我們的日程上。改革是為了發展出版生產力。多出好書，是出版工作的主恒主題。

　　近來有一種看法認為，過去的出版改革有些滯后。對此，我沒有疑義。但我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出版事業發生的巨變，從外部條件看來，得益于黨和政府的領導和支持，特別是得益于優惠經濟政策的支持，如全行業所得稅返還、出版社增值稅減免、縣及縣以下新華書店營業稅減免等；從內部講得益于逐步深化的出版發行體制改革。試略舉之：書刊的品種數量大幅增長，質量效益也有提高，一大批文化積累和經濟積累相統一的長效銷售的重點出版物和骨干出版工程日漸增多，成為新時期出版事業繁榮發展的閃光點；一批堅持改革，方向正確，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統一，不斷增強實力，面向市場而不是游離市場的出版發行單位正在崛起；從印刷裝備、器材到印刷工藝全方位進行的以“激光照排、電子分色、膠印印刷、裝訂聯動”為目標的國家印刷技術改造工程的實施，特別是其中王選教授主持的“漢字激光照排系統”的研制成功和占領市場，使印刷告別鉛與火進入光與電的新時代，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國印刷技術極端落后、印刷生產力嚴重不足的狀況，為出版事業大發展提供了重要保證；出版科研和出版教育事業發展迅速，成果豐富，對出版事業的發展繁榮給予了理論指導和人力支持，以一批改革帶頭人為中堅的出版隊伍正在成長壯大；隨著改革帶來的發展，出版事業在國家各項事業中的地位明顯提高。這是當今深化改革、加快發展的前提和基礎。

　　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對文化體制改革和解放生產力，作出了重要決定和一系列指示。這其中，有兩次是需要特別提出的，一次是李長春在十六大后根據十六大報告的精神，在多次講話中把文化分為公益性文化事業與經營性文化產業的同時，并對兩者提出不同的但又都有改革任務的要求，進行分類指導。我認為這是中央對文化出版體制改革在指導思想上新的進展。二是2003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決定》對文化體制改革提出了總的要求、總的目標。近幾年來，遵循中央關于文化體制改革的指導方針和重要決策，出版發行體制改革取得了影響深遠的重大進展。

　　作為一個出版人，平時想的做的都是出版工作，我的事業積累也主要在出版上。作為已離休的出版人，雖然不再參與出版管理的具體工作，卻在深情地祝愿著出版體制改革的成功、出版事業更加繁榮，出版產業更加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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