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細看看這些手卷，就會發現手卷空白處略有發紅，那是膠水經過千年的時間洗禮的結果。其實，我們現在看到的一整張手卷，并不是一張紙，而是粘在一起的一張張紙條。敦煌手卷較之之前的竹簡、木簡，就是把竹條、木條換成了紙條，把繩子換成了膠水。
　　
　　原來那時候的書寫要遠比我們想象的艱難。彼時活字印刷術的發明還看不到半點萌芽，雕版印刷術雖已產生，但它又貴又費事。在敦煌遺書中我們看到更多的是手寫卷而非印刷品。更何況我們到現在也沒發明毛筆字的涂改液，萬一一筆寫錯，而作為經書又力求美觀整潔，那可怎么辦？沒問題，只要換張紙條就可以了。這種制作方式既方便工人分工抄寫，又方便校刊。
　　
　　但這些都不是解讀正反面的技術關鍵。關鍵的因素在于一項我們至今無法破解的技術——烏絲欄。
　　
　　敦煌手卷上的紙條是畫有烏絲欄的，這種烏絲欄絕非毛筆所畫，因為它很細，筆直，而且上下粗細絕無變化，究竟這是一種什么原料，用的是何種工具，今人已經很難復原了。黃征教授推測可能是一種金屬或石頭打制的薄片所畫。在藝蘭齋的雙面手抄卷上，烏絲欄位于《釋肇序》的一面，便是《釋肇序》的正面了。然后我們翻開《稻竿經》一面，會發現上面有涂改，也就明白涂改出現的原因了。那是因為當時手卷已經成形，沒法重新換張紙條了。
　　
　　紙張循環利用的急先鋒
　　
　　根據《釋肇斷序抄義》的題記，《釋肇序》這一面寫于唐大歷二年，也就是公元767年。這是當時崇福寺的沙門體清在資圣寺傳經時匯集眾家對經文做的注釋。
　　
　　那么《大乘稻竿經疏一卷》又是寫于哪一年呢？從內容上可以看出《大乘稻竿經疏一卷》是敦煌地區的著名僧人法成講解佛法時，他的弟子所做的筆記。雖然藝蘭齋所藏《大乘稻竿經疏一卷》(又名《大乘稻竿經隨聽手鏡記》)尾部殘損，但是國家圖書館所藏《大乘稻竿經隨聽手鏡記》的題記顯示，這份筆記是吐蕃統治敦煌地區的一個兔年，法成在永康寺講法的記錄。
　　
　　從公元786年到848年，敦煌屬于吐蕃的勢力范圍。大約公元833年前后，法成來到敦煌地區講法，根據兔年的線索推斷，有可能是公元835年或者是847年。公元835年離767年也已經有68年了，想來，擁有《釋肇斷序抄義》的體清，也許已經作古，不再需要這份手卷了，于是在半個世紀之后，它輾轉到了永康寺沙門手中，手卷的空白反面成了一份課堂筆記。
　　
　　鑒于藝蘭齋所藏《稻竿經》字跡較潦草，偶有涂改，這極有可能就是當年的課堂筆記的原件，這也是這份手卷第二次被利用的最早時間了。68年之久，可見當時紙張的耐久與金貴。
　　
　　歲月久遠，雖然我們現在還無法確知《稻竿經》被抄錄到這份手卷的具體年代，但是我們可以知道的是這份手卷循環利用的紀錄是遠超我們現代人的想象的。
　　
　　史料記載，五代末期，敦煌三界寺有一位叫道真的僧人。他在重建三界寺藏經的過程中，發起了一個修補古壞經卷的活動。不但修補自己寺里的經卷，信眾手里的經卷他也義務修補。但是當時三界寺里并沒有那么多白紙，所以道真就號召信徒捐紙。戰亂年代，社會并不富裕，但人們循環使用紙張的理念貫徹得卻極為徹底，于是大量只使用過一面的紙被送到了三界寺中，有過期的地契、合同、公文、告示、檔案等。而且當時在敦煌寺廟之間藏經也存在著一種互通有無的流通關系。
　　
　　三界寺的僧人們是否是從信徒或其他寺廟里得到這份經卷并重新加以利用的呢？雖然敦煌藏經洞的形成原因目前在學界仍未有定論，但是有一種說法認為藏經洞與三界寺有著莫大的關系，是三界寺的圖書館，或者是三界寺的僧人封存廢棄經卷和文檔的地方。
　　
　　那么藝蘭齋所藏的這份雙面寫經卷是否能夠在五代末期仍被循環利用呢？從《釋肇序》寫上去的公元767年到道真生活的年代，時間已經過去了將近200年。對此黃征教授表示，這完全是有可能的。因為當時的造紙工藝跟現在有很大區別，那時候的紙全部由純植物纖維構成，沒有經過化學藥品的處理，在敦煌的氣候條件下保存近200年再次使用，是可能的。現在經過千年的時光，這些經卷摸起來依然十分柔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