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印】十年回首看改革

　　口中國的出版業近些年獲得跨越式發展，得益于一場深入徹底的體制改革，您認為在改革中遇到的主要困難或阻力是什么?如何克服?

　　■中國的出版業在近些年確實有一種超出人們想象的發展，原來以為出版業在經歷了改革開放以來前二十年的高速發展后，會在第三個十年出現一段發展的徘徊期、平緩期，現在看來并沒有出現：這種超出預料的發展，得益于2003年以來的文化體制改革為出版業的大發展注入了新的生機與活力，解放了出版生產力。《指導意見》對這些年的改革做了很好的總結，并提出“破解難題問題”，其中說到改革的主要困難還是人與產權的問題，《指導意見》中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改到難處是人，改到深處是產權。

　　關于人的問題。我注意到，《指導意見》中也關注到了人的問題，文件指出：“堅持以人為本，充分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切實維護廣大職工的切身利益，動員和激勵廣大新聞出版工作者積極支持改革，主動參與改革。”

　　就人的問題，我愿意引用發表過的一些表述來回答。“在中國，人的管理是最復雜也換。企業人本管理，就是要把人作為企業的第一要素。人本管理，一是管精神，精神是榮譽，是心靈撫慰，要讓企業能夠成為員工的精神家園；一是管物質，物質是待遇與利益，核心是薪酬。在現代企業集團里，員工與企業是休戚與共的利益共同體，要以激勵為杠桿，全面調動人的積極性，充分發揮人的作用，只有讓員工在改革中受益，在發展中得到實惠，才能不斷地增加企業的向心力與凝聚力。出版集團的人本管理比之于其他行業更為重要，因為出版企業作為智力與知識密集型企業，最大的優勢不是資本而是人，是擁有別的行業不可得的‘內容人才’，人和業興是根本的規律。”“幾乎所有的出版集團在實際操作中，都注意將‘以人為本’作為企業理念，對各方面人群利益實行普泛式的關照，消除或很大部分消除了人們對于出版集團的種種不解。”

　　關于產權的問題。產權是重塑市場主體的基礎。《指導意見》提出要圍繞“重塑市場主體”來“加快產權制度改革”。在可以作為資本運作主體的大出版企業里，核心的是要完成產權制度改革，做到產權關系明確，建立國有資本合理流動與優化配置的機制，盤活、盤大、盤強國有資產。這既是現代企業制度的關鍵，也是進行其他形式資本運作的基礎。目前在眾多出版集團中還有相當一部分不能做到產權關系明確。為了明確產權關系，清產核資是重要的，也是最難理清的，要花費巨大的精力。資產關系理順后，財務關系也要理順。這之后才能夠做到根據資本的流動性、增值性和擴張性的特點，推動優質資產和資源向集團關鍵領域與優勢企業聚集，提升資本整體贏利能力。

　　以上是從理論上探討，在實際工作中，人與產權的問題也是一個最難處理的問題。中國的出版集團在改革中創造了各自的經驗，如北方聯合出版傳媒集團在人員安置方面的好經驗等，這些都應該有人去總結。長江出版傳媒集團在這兩個方面才剛剛破題，還談不上徹底。但集團幾年間的發展又確實得益于文化體制改革，一是得益于政事分開、管辦分離的改革。二是得益于轉企改制中的集團化建設。有了這兩個得益于，使我們近五年間在編、印、發以及報刊等各個環節都實現了翻番。我們在人與產權這兩個難點問題上，將進一步按照《指導意見》的要求，學習人家的經驗，做好自己的事情。

　　口出版體制改革全面啟動，您對于尚未改革，或處于改革初期的同行有何建議?

　　■從全國形勢而言，中國的地方出版社改革走在了前面，雖然沒有全面完成，但改革
的大頭已經下地。《指導意見》吹起了新一輪全面改革的號角，提出了進一步推進改革的
新任務，可以說已經到了改革的攻堅階段，許多出版單位啟動或正準備啟動改革。對于這
些后發者，先發者的經驗是可以借鑒的。

　　要爭取政策到位。陽春三月時，我隨湖北省的文化考察團到廣西考察，聽廣西的同志提出：政策不到位，就不要改。這句話有相當的道理，強調了政策的重要性。政策其實就是利益，改革是對利益的調整，沒有政策的依據不行。政府及其部門有政府的難處，一般不會主動給予更優惠的政策，因此做爭取政策的工作要放在企業很重要的位置。現在是宏觀政策有了，但配套政策還要靠我們自己去爭取。

　　改革要一次到位。總結各方面的經驗，有的出版集團改革動作快，是因為集團成立前省內改革環境較好，或有現成文件依據，或能給予好的政策；有的出版集團改革的過程拉得比較長，讓人心里難受，也就是改革沒有一次到位，主要是因為社保政策出不了臺，使許多該做的沒有做、不能做，劍懸在頭上。群眾不理解，意見較大。兩方面情況對比表明，改革是快刀斬亂麻最好，不要“鈍刀子割肉”。

　　徹底改制與和諧改制相結合。徹底改制是說要按照中央的改革精神，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來改革。和諧改制要求在改革中要以人為本，照顧到各方面的利益，也要做反復細致的思想發動與說服教育工作，注意和諧穩定。改革不是要弄得民怨沸騰，這也就是《指導意見》說的要“積極穩妥地推進改革”。

　　發展更重要。改革與發展相比，發展是第一要務。我們目前強調改革比較多，這有一定道理，當改革成為一個瓶頸的時候，多說改革是必要的。但要始終記住，在強調改革的時候要緊緊抓住發展這個核心不放，如《指導意見》所說“必須圍繞發展制定改革的政策措施”，因為發展才是目的，是改革成效的檢測器，沒有發展的改革，不是成功的改革。不然，就是為改革而改革，改革成果不能鞏固、持久。

　　時不我待謀發展

　　口前不久讀到您的一個對話，是有關地方出版集團如何沖出重圍，感覺那次對話還只涉及“三跨”一個角度，我們想更宏觀地了解一下，地方出版集團的發展出路在哪里?

　　■出版集團是中國出版產業最重要的市場主體。集團發展得如何直接決定中國出版的面貌。出版集團的地方化是中國出版格局的一大特點。地方出版集團是構成中國出版最重要的主力之一。我在談地方出版集團沖出重圍時，曾選取了“三跨”的角度來談，即跨地區、跨媒體、跨行業發展，這既是地方出版集團走出生路的重要途徑，也是《指導意見》中非常重視的當前改革與發展的重要任務。前不久，在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十周年華誕時舉行的“轉企改制后的中國出版集團建設高峰論壇”上，我做過一次發言，從向內與向外兩個方面闡述了后轉企改制時代的中國出版集團建設問題，與這個提問有相當的關聯，要點刊發在《中國圖書商報》上。我再從以下三個方面，談談地方出版集團的出路問題。

　　發展出路與政策指向相關。《指導意見》就是國家的宏觀政策，從中可以看出國家在宏觀布局上提出了重塑市場主體，重構中國當代出版格局的任務，并試圖強力推進、重點培育六七個所謂“雙百億元”集團，這勢必鼓起一部分人的勇氣去摘桃子。這種重構出版格局的產業集聚與擴張之勢，必會對其他人與集團形成擠壓。但我認為，每個省都有一個出版集團的現有格局，三五年不會大變，因為只要能維持就不會被吃掉，除非中央有明確意見強力推進，各省以大局為重共同配合。當下，地方出版集團在教育、少兒、文藝、科技等五臟俱全的情況下，如何做出各自特色，是考慮的重點。當然總趨勢是有幾個出版集團會做得比較好，走得更遠，成為產業的骨干企業，或者說真正的航空母艦。

　　發展出路與產業走向相關。兩年多以前，我曾概括我國出版產業的四個走向，現在來看這種概括表現得更明顯。《指導意見》中對這四個走向也均有涉及。一是“三跨”，即跨地區、跨媒體、跨行業，讓生產要素在更大范圍內合理配置與整合。“三跨”中“跨地區”的“跨”，主要取決于各省的意見以及各個出版集團自身的考慮。過去出版業跨媒體的可能性小，被跨媒體的可能性大，現在由于政策的松動出現了新的可能，其中的重點應是向新網絡媒體跨。推動“三跨”的原則應該是三條，政府推動、市場運作、利益共享，一個都不能少；二是資本運作，走聯合重組與上市之路。目前在資本運作方面一是行政色彩較重，二是象征意義高于實質意義；三是國有出版與民營的合作。這已經從政策不清晰的灰色地帶走出來，成為潮流；四是數字出版。我們已經到一個數字閱讀的時代，出版單位如果不能跟上去就要落伍。我注意到一個材料，說上海傳統出版業只占到全國市場份額的5％～8％，但其數字出版則在國家整個數字出版格局中占到20％，這是一種很好的轉型。只是不知道其中出版集團占有多少份額。地方出版社單個做數字出版先天不足，能力、資金、資源都不夠，出版集團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在這四個方面領先，就可能得潮流之先，也就站到了產業方向的最前沿。

　　至于說常規發展，是走多元之路，還是專業之路，我以為地方走綜合之路、中央走專業之路為宜。

　　發展出路與各個集團的內在理念相關。中國已經有了24個出版集團公司，我覺得在這些出版集團的掌門人中，有三種運作理念。

　　第一種是用做產業的辦法來搞出版。什么能做大，產業就用什么辦法，偏離出版主線也未嘗不可。有的集團甚至還提出做“戰略 投資者”，這種理念目前在高層與一般員工中比較受青睞，就目前來看效果比較好。但我以為還是要從兩方面看，一方面確實能對做大產業有幫助，另一方面和出版的文化屬性有一定的隔離。有的老總私下對這種理念不滿，認為如果單純做產業那還不如去做別的產業來勁，因為出版畢竟是小行業，即使是百億元企業，在其他工業行業來看仍然太小，用全社會口徑來衡量更不起眼。

　　第二種是偏重文化。因為這部分老總們所執掌的出版集團多是歷史形成的文化品牌，這部分人一方面從事出版工作較久，對“出版究竟是干什么的”有自己的理解，對出版工作的意識形態性比較了解，對出版的文化內涵比較熟悉，意識到并強調出版工作的文化責任，有的還提出“做中國的文化脊梁”，另一方面對出版這個小行業不太可能產生特大型產業巨頭也有一種自己的判斷，因而堅守出版的文化立場。我曾對中國出版集團聶震寧同志說，這一派屬于出版的文化學派。

　　第三種是盡可能把文化與經濟做融合，既做產業，也做文化，或偏重產業一點，或偏重文化一點，但都在做融合與兼顧的工作。

　　掌門人的理念必然影響到作為新的市場主體的集團的運作，給各自統領的集團打上不同的烙印。這三種理念都有代表人物，我也可以指出來，但因為現在不是做歷史研究，暫不點明為好。至于我自己，內在還是喜歡第二種理念，但在實踐操作中偏向于第三種理念。前不久，我碰到前副署長桂曉風同志，他說我身上的博士味越來越少，世紀出版集團陳昕同志也在場附和說我的文化人味道開始少了，我解嘲式地回答這不正是領導要求的嗎。仔細想想，他們兩位的看法正好說明我做的這種整合，被人們注意到了，雖然目前還沒有做出太大的成就。這三種理念各有千秋，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對于中國的出版事業與產業都有不同的推動。不好說哪一種更勝一籌。不管是哪一種理念，都要努力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尤其是與科學發展觀合拍，因為科學發展觀也是出版業的重要指導方針。
 

　　口我們注意到，在《人民日報》近日關于部分文化企業“逆市飄紅”的報道中，長江出版傳媒集團作為出版發行界的唯一代表入選典型案例，這是如何做到的?

　　■在金融危機中文化產業逆勢而上，有一定的規律}生，但要把它變為現實還在于人們的努力。去年以來到今年一季度，長江出版傳媒集團確實是發展得最好的時候，集團從高層到員工很努力，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吧。這也正是《指導意見》所要求的，“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衰退給新聞出版業帶來的挑戰和機遇”，要抓住機遇化“危”為“機”。
 

　　口您提出要建設中國最有特色的出版集團，請問這個“最有特色”體現在哪里?這個“最有特色”是否意味著責集團的差別化發展戰略?已經有何成績?

　　■至于說到“最有特色”的提法，我還是援引一段曾經說過的話：“特色是生命力。就各方面的因素來看，我們很難做到最大，但我們可以做得最有特色。這個特色既體現為我們追求的‘全流程，新媒體，大視野’的理念，也體現為集團的成長性好、產業布局獨到、板塊色彩鮮明。特色是我們的競爭力，當然這個特色還需要努力去實踐。”此外，我再進一步做一點歸納與補充，這個特色就是，其一我們的發展不是與人家比塊頭，比規模，我們有先天不足，比如市場的分割最厲害等，盡管集團成立四年來總資產翻番地增長，凈資產年均增長幾個億；其二我們有某些方面的強項，比如文藝、美術、大眾出版，在全國的市場排名大幅提升。其三有自己鮮明的經營理念，除了“全流程，新媒體，大視野”這個提法外，我們更注重文化與經濟的融合。其四我們在國有出版與非公經濟的理論與實踐探索方面“先知先行“，創造了北京圖書中心與海豚這樣的典型。

　　應該說，這個“最有特色”就是我們的差別化發展的戰略思路，也可以說是集團在國家要培育六七個“雙過百億”的大型出版集團而我們或許一時達不到的情況下的生存之道。若問已經有何成績，可以這樣說，在前面歸納的幾個方面都有不俗的進展。我想，任何出版集團與出版企業，在發展問題上都要有時不我待的緊迫感。周邊的壓力大，不進則退；來自國外的壓力更大，不進則亡。
 

　　放眼全球說出版

　　口您如何看待中國出版行業的現狀?

　　總的來講，中國出版行業的現狀，我以為總趨勢是改革與發展的變奏曲，我們站到了新的歷史起點上，出版業處在一個重要的戰略機遇期，而方向就在新聞出版總署最近下發的《關于進一步推進新聞出版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里。

　　口目前我們和國際出版行業的差距在哪里?如何以最短時間趕上?

　　■中國出版業與國際出版業相比，呈現 “西強我弱”的基本態勢，我們的文化軟實力與經濟發展地位不相適應，從競爭態勢說我們不具備抗衡的能力，主要差距有這么四點：產業規模不大，資本實力較弱，不可能真正參與國際競爭，人們常舉例的是舉國產業之重，不及西方某一個集團，這其實還只是表征；缺乏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大市場體系與環境，“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還停留在概念意義上。很早以來我們就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出版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建設統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環境，盡管提出這個任務的基本點還僅局限于國內，但一直沒有實現這一目標，這給出版業帶來的是重大的平臺缺失。而世界上主要的出版發達國家的國內體系不僅是完備的，而且以全球出版市場作為其業務范圍，并通過跨國公司的方式到世界各地開展業務；經濟與文化的不匹配。就是說文化跟不上經濟，對內文化是配角，對外缺少文化話語權，缺乏文化輸出的暢通渠道，我們的行政管理層早就提出了出版“走出去”的方針，但我們的傳播實力太弱；中國出版業與發達國家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發展路徑的選擇也不同。這是差距，更是差別。

　　要提升我們新聞出版業的國際競爭力。《指導意見》指出，新聞出版體制改革“關乎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與競爭力”。如何盡快趕上，我想有這樣幾個方面：大力推進文化體制改革。讓更多的出版企業成為合格的市場主體，更多地“唱國際歌”，用國際規則；著力培育產業龍頭。就像《指導意見》說的，“推進聯合重組，加快培育出版傳媒骨干企業和戰略投資者”；大力推進新媒體建設。這主要是數字出版與網絡。如果出版業不跟上這個數字閱讀時代的新技術要求與增長方式，就會被市場淘汰；需要一批懂得國際出版的人才。國家已經提出培育出版名家的任務，我認為，尤其要讓更多的出版家具有國際視野。通過一代中國出版人的努力，我們將能夠開創中國出版的新局面，中國出版業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也將更多的發揮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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