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拾荒者

　　對崔忠偉和他的同事來說，這是一個陌生的群體。

　　這些實際承擔城市垃圾分揀功能的工作者，生活在城市的背面。每天下午三、四點，他們出去撿拾垃圾，凌晨一點，集中到路燈明亮的地方做分撿工作。“選擇這個時間，是因為這時城管和交警不會找他們。”崔忠偉說。清晨七點，賣掉垃圾的拾荒者終于可以找一個地方休息，等待下一個工作時間的到來。

　　崔決心接近這個人群，和他們成為朋友，但起初卻碰了一鼻子灰。2005年，他說動上海一家物資回收公司的員工帶他去見當地一個拾荒者組織的領導者。當他們找到他時，這個正在小區里撿垃圾的“頭目”卻掉頭就跑。崔忠偉追了很久才把他追上。

　　面對崔忠偉的宣傳攻勢，這位拾荒者仍心存疑慮，擔心撿回利樂包裝卻拿不到錢。幸好同去的物資回收公司負責人當場答應預支款項，條件是必須把該地區所有的利樂包裝集中撿拾。

　　相互熟悉只是工作的第一步，為了打破拾荒者們關于“利樂包裝不可回收”的觀念。利樂公司在一些城市組織了專門的拾荒者培訓，崔忠偉也曾沖上講臺。

　　事實上，對這個特殊群體來說，除了宣傳環保觀念外，最直接的動力仍是經濟利益。為此，利樂公司聯合廢舊物資回收的地方公司，向拾荒者承諾較高的回收價格。“我們的所有工作，都是在著力恢復利樂包的完整價值鏈。”崔忠偉說。

　　通過操作利樂包裝回收項目，利樂的環保工程師觸及到了中國回收體系的深層問題，而解決這些問題，則需更多人的努力。利樂中國管理層已然意識到，利樂包裝回收工作開展的瓶頸，不再是對企業項目運作能力的考驗，而是關乎整個社會回收體系的再造，以及普遍公眾意識的強化。

　　在一次演講中，利樂中國區副總裁楊斌登臺后第一句話問：“請問各位，你們的家中各有幾個垃圾桶？” 臺下人面面相覷。

　　接下來，楊斌自問自答說：“我希望每個家庭都至少準備兩個垃圾桶，一個放廚房，一個放其它地方。”楊斌建議，至少應該在城市家庭推廣垃圾的初步分類，即“干濕垃圾”分開。所謂“濕垃圾”，指剩飯菜一類，基本屬于不可回收垃圾；而“干垃圾”即指包括利樂包在內的其它垃圾，可被籠統看作可回收垃圾。

　　在河南的一個地區，利樂鼓勵當地居委會發袋子給居民，將垃圾進行干濕分離。濕垃圾運走，干的留下來居民自行分撿、買賣。

　　令崔忠偉高興的是，環保觀念在城市中的傳播多少還是帶來了些切實改變。拾荒者不僅獲得了收入，社會地位也有所提升。“現在很多的輿論、媒體、政府都打算給拾荒者更多的資源和支持。”崔忠偉說，據悉，上海市已明文規定允許拾荒者進行垃圾分揀工作。

　　然而，利樂公司的員工在宣傳這類理念時也意識到，在完整產業鏈缺失、并脫離法律制約的狀態下，即使部分居民完成了初步分揀這一步驟，后續體系的不完善很可能使這類行為難以為繼。在這場多方角力的博弈中，將環保理念更穩固地植入公眾意識，勢必要經過反復的成敗交替，其難度并不亞于利樂所期望的產業鏈的重塑。

　　“目前這種產品回收渠道不暢，可考慮建立合理的回收渠道促進其回收的再利用，但關于其回收涉及中國人的資源意識，(其發展)有可能時間跨度很大。”天津大學管理學院學者劉偉華感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