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后，隨著白話文的興起和新式標點符號的推行，文言文的出版物時過境遷，用白話文寫作的圖書逐漸在出版界取得主導地位。然而，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學術界，文字的因循守舊與開拓創(chuàng)新并不是一個已然解決了的問題，它在一定的程度上表征著新舊兩種學術思潮的激烈交鋒，并且與教育的普及、文化的延續(xù)、學術的發(fā)展、出版物的形式與內容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有鑒于此，1937年蔡元培以其在教育界的特殊身份和地位，聯(lián)合中國文化界知名人士共688人發(fā)布“我們對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見”，指出:

　　簡單地說，中國大眾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是沒有四聲符號麻煩的新文字，是解脫一切方言獨裁的新文字，這種新文字，現(xiàn)在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

　　以下是我們所要建議的具體方法:

　　(一)每一個方言的新文字方案成立后，我們首先要根據(jù)這方案編輯最廉價的課本指導書。

　　(二)課本編成后，即著手運用各級學校、民眾學校、識字學校、夜課學校、補習學校、講習會，培養(yǎng)新文字的教師，凡學會新文字的人都有教人的義務。

　　(三)為著要使學過新文字的人繼續(xù)學習起見，我們要出:高級課本、報紙、小說、詩歌、各科小叢書、新文字連環(huán)畫、新文字的辭典、北方話與其他方言對照讀物。

　　(四)根據(jù)新文字方案創(chuàng)制文字速寫并創(chuàng)制新文字打字機。

　　(五)對于用漢字編印的書報，我們主張:一、文字大眾化;二、橫排;三、采用新文字報頭;四、新文字漢字對照的讀物另辟一欄。

　　……蔡元培等人提出的以上建議雖然在某些技術層面上觀點有失偏頗，但總體上對普及大眾教育、促進中國新圖書出版業(yè)的健康發(fā)展是有所裨益的。可惜的是當時中國時局不靖，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出版界遭受重創(chuàng)，出版業(yè)嚴重萎縮，失去了生存、發(fā)展的社會空間。覆巢之下無完卵，在中華民族面臨空前危機的狀況下，蔡元培等人的良好愿望也就只能“束之高閣”了。

　　在出版界，作者請名人為書撰寫序跋，對提高圖書品位、擴大圖書影響力具有獨特的作用。蔡元培為許多圖書寫過序和跋。據(jù)筆者粗略統(tǒng)計，收入《蔡元培全集》(1～7卷)中的序、跋約有150篇，主題涉及文、哲、理、農(nóng)、醫(yī)等學科領域。當然，由于人情等原因，其中不乏應景之作。但蔡元培對自己看重的圖書，則在撰寫序、跋的過程中傾其心力，字里行間表露出深邃的學識與真知灼見。例如，在1934～1935年期間，上海良友圖書公司趙家璧等人策劃編輯了《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叢書》，內容涉及小說、詩歌、散文、文藝理論等方面，意欲請蔡元培先生撰寫一篇《總序》。當趙家璧將這套叢書的編輯意圖、計劃、內容、籌備經(jīng)過和已聘定的編選者名單告訴蔡元培后，他極為高興，認為這是一項具有歷史意義的工作，欣然同意作序。蔡元培在《總序》一文中認為，歐洲近代文化，都從文藝復興時代開始。中國到了近代，“非有一種復興運動，不能振發(fā)起衰，五四的新文學運動，就是復興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