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P114】訊：鄭小立的老板正對著六七位中層干部暴跳如雷。

　　“你們怎么這么笨，連員工都招不上來，要你們這些中層干部是干嘛吃的！10天之內要是再招不到工人，我們不僅沒有飯吃了，還要賠別人的損失，現在我們不發愁沒有客戶，而是發愁沒有工人。你們要記住，現在是工人與我們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如果沒有工人，我們無法開工。10天內，你們必須想盡各種辦法也要招到工人。”鄭小立的老板——一家坐落在北京西五環以外的印刷廠的董事長惱怒地離開了會議室。
　　這一天是陽歷3月10日，陰歷正月二十五，日子還飄散著淡淡的年味兒。但是，身為印刷廠人事部負責人的鄭小立和他的老板一樣卻犯起了愁。

　　他們印刷廠的業務一直很好，從來沒有因為業務斷檔而發愁。從2009年開始，讓鄭小立發愁的卻是工人嚴重緊缺。他時常因為工人流失、儲備不足而感到困惑，工資始終在不斷上漲，卻仍然讓他難以擺脫缺少工人的壓力。

　　“現在我們廠有700人左右，平均年薪在30000元以上，在同行業工資水平并不低，但每到歲末年初仍是人員變動最大、也是我最發愁的時候。業務很多，但如果工人不足，影響的是聲譽和業務。現在的新生代農民工多是80后和90后，我們單位70%以上的都是這個年齡層的。他們和過去的農民工有本質的不同，時尚、自我、個性，如果僅從穿著方面看，看不出他們就是農村（外地）的孩子，很講究，包括發型都很時尚。用過去管理六七十年代第一撥農民工的辦法管理他們是根本行不通的，對他們更應該用人性化的方法，否則他們會立即甩手走人，甚至連工資都可以不要。”對于新生代農民工，鄭小立有著深刻的體會。

　　孩子，要是工作累咱就回家吧

　　鄭小立是70年代出生的，那個年代甚至包括60年代的人都有一個共性，即吃苦耐勞，工作踏實肯干，遵守紀律，而且這些人打工的目的就是掙錢，養活家庭或為弟弟、妹妹上大學掙學費。他們工作流動性很小，即使與企業或工人發生矛盾，他們大多會采取息事寧人的態度，甚至企業拖欠工資，他們也愿意忍耐。

　　“在外面要好好工作，不要懶惰，遇事要忍耐，咱們出去的目的是掙錢。”這樣的囑咐多是家長們對出生于六七十年代外出打工的孩子們經常做的事情。然而，80后的孩子們變了，背后的家長也有截然不同的態度。

　　“孩子，在外面工作不要太累，要是工作累，就別在北京干了，在家里也能給你找工作，別讓自己太累了。”如果沒有親耳聽到這樣的話，鄭小立是根本不愿意相信的。這樣的場景，正是廠里一位80后工人和媽媽通電話時，媽媽親口對孩子講的。

　　鄭小立并不清楚，這樣的家長越來越多。80后甚至90后新生代農民工，他們沒有掙錢養家的負擔，他們外出打工完全是輕裝上陣，有的是獨生子女或者最多家里有兩個孩子，他們不用為自己的弟弟、妹妹上學讀書發愁。他們中學畢業后外出打工的目的是看看外面的世界，他們從家里出來時會帶上手機、MP3、各種款式的服裝及其他物件，甚至還有的帶著自己的滑板等。這些群體更看重文化生活，他們有很強的個性和強烈的維權意識。

　　他們對農活、種地很陌生，外出打工對于他們來說不是謀生，而是發展。盡管大多數也沒有上過大學，但和第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所受的教育明顯超過前者。

　　數據顯示，改革開放后進城的第一代農民工平均年齡是50.43歲，而80后和90后的平均年齡是25.86歲；前者平均受教育年齡只有2.62年，后者平均為12.92年；在農村務農經驗上，前者有11.4年，后者平均只有2.1年；前者進城的目的是謀生，他們當初就業多是從事苦、累、粗重的體力活，而且他們的流動性很小，就業期望和個人的權益保護意識很低；這個群體100%認為自己仍是農民。

　　相比而言，后者進城打工的目的是希望對個人有發展，他們不再選擇重、累、苦的職業，而是部分從事非體力的白領職業；流動性方面遠遠高于前者，就業期望和權益保護意識很高，他們當中70%的人認為自己是城市中的一員。

　　中國三星經濟研究院宏觀組研究員李萌對記者表示，新生代農民工的成長環境與老一代農民工迥然不同。總體來說，“新生代農民工”具有“三高一低”的特征，即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