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愛國主義電影在好萊塢大片中是一種相當成熟的產品，我們可以在好萊塢的許多經典大片中隨處發現美式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碎片。這些碎片鑲嵌在被商業美學包裝過的個人主義英雄敘事中，輕松地調解著觀眾的愉悅情懷。但好萊塢的電影大鱷們卻很難有韓三平如此巨大的能量：以區區3000萬元的投資集聚了一百七十多名一線藝人，制造出兩部預期票房收入分別為4.5億元和8億元的商業愛國主義大片。

　　似乎只有在中國的愛國主義語境中才能看見如此神來之筆。媒體報道，參演《建國大業》的170多位明星都是“零片酬”加盟，《建黨偉業》雖然按天付給演員片酬，卻遠低于演員的市價。這是一種怎樣的愛國主義情懷？這里面的邏輯很清晰：這是一部愛國主義電影，演員是義務參演并因此獲得愛國主義的殊榮。在這里我們可以窺見“后紅色經典”的核心秘密。商業通過“后紅色經典”攀上了愛國主義的枝頭，不僅贏得了消費者的叫座，而且獲得了國家意識形態的褒獎。

　　零年代以來，“后紅色經典”的秘密不脛而走，在各個文化產業領域成為一種屢試不爽的商業手法。最活躍的地帶發生在出版領域，囊括了圖書、影像、游戲、動漫等等“后紅色經典”文化產品。其次是發生在休閑旅游業，各地都雄心勃勃地推出紅色旅游產品。有媒體報道，合肥曾用4千米長綢緞包裹樹木打造紅色主題街，這種極端例子正是“后紅色經典”時代的一個有趣細節。

　　改寫與再改寫：“后紅色經典”的生產方式

　　《背叛與忠誠》出版后，試圖通過媒體向讀者輸送的一個核心賣點就是：尋找真實的紅巖故事。也就是說，《背叛與忠誠》是重構“紅色經典”小說《紅巖》的素材而成書的。這個重構也就是改寫的過程。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改寫”恰恰是“紅色經典”的一種基本生產方式。以《紅巖》十年成書過程為例，我們可以歸納出這種生產方式的一些基本特征：第一是寫作時間跨度大，并歷經反復修改；第二是有組織地生產，一部作品往往由眾多文藝工作者介入創作與修改，以確保作品不會偏離特定的規范框架。

　　在“后紅色經典”時代，“改寫”這種生產方式得到了延續，但是“改寫”的方向卻發生了偏移。1980年代后期，搖滾樂人崔健翻唱《南泥灣》，對紅色經典進行解構。這種改寫方式后來成了一種經常性的創作。2009年，一位名叫蘇醒的年輕歌手還翻唱了RAP版的《南泥灣》，在“紅色經典”中加入“后紅色經典”的驚艷元素。

　　零年代之后，一種被稱為“惡搞”的后現代文化病毒侵入“后紅色經典”的生產程序中，引發了中國社會文化系統的局部紊亂。2003年初，文學雜志《江南》刊載改寫的小說《沙家浜》，引起了一場反對戲說紅色經典的軒然大波。沙家浜鎮、上海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分別向《江南》雜志社提交了抗議書。2004年，國家廣電總局發布了《關于認真對待紅色經典改編電視劇有關問題的通知》，禁止戲說紅色經典。但是商業社會力挺了這種“后紅色經典”改寫方式。個人化敘事與欲望書寫被習慣性地編織進各種“后紅色經典”文本與超文本中，顯示了“改寫”這種生產方式的無序性和失控性。

　　商業語境下的“后紅色經典”生產方式無疑遭到了許多人的詬病。《忠誠與背叛》則試圖以“再改寫”的方式來矯正“后紅色經典”的生產困境。有趣的是，這本書選擇了報告文學這種在當下中國已趨邊緣的文本形式。而這種體裁在“經色經典”時代則是不折不扣的主流形式。此外，作者在書中試圖呈現被《紅巖》遮蔽的歷史細節，無疑也是對“紅色經典”生產方式的嚴肅糾偏與正本清源。但是以上這些“再改寫”行動并沒有脫離“后紅色經典”的生產范式。在商業語境下，這本書無疑是對當下中國“紅色經典熱”的一種市場反應。四個月的文本生產過程，以及書未上市便已宣傳先行的操作程序都表明，這本書只不過是“后紅色經典”時代的一個區隔競爭性商品。如果說它還對這個時代的文化生產提供了某種更加深遠的啟示，那就是：從改寫到再改寫，“紅色經典”并無標準，也無止境。經典只不過是一個時代留下的最深沉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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