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整個產業層面，縮小產業邊界，走集約經營的發展之路。
　　
　　或許有點危言聳聽，一旦教育的數字化和無紙化得以推行，將直接剝奪出版業一半以上的產業總量。如果失去教材，恐怕我們不得不重新界定產業邊界，縮小產業邊界或許將不得已而為之。中國出版產業是一個以教材教輔為主的產業結構，一般估計教材的產業比重應該在60%以上，那么現有規模的40%將是除去教材之后的新產業邊界。與此相對應，在美、英、日等出版業發達國家，大眾讀物的產值貢獻率分別是60%、50%和80%，所以，不考慮教材，中國出版市場其實是個異常狹小的市場。
　　
　　市場結構決定產業行為，一直以來，因為有教材利潤的保障，中國出版依舊可以通過品種擴展的方式實現一般圖書的總量增長，可是，當失去教材利潤，這種粗放的增長模式顯然將難以為繼，縮小了的產業邊界，將迫使我們不得不走集約經營的發展之路，也就是減少總品種供給，提高單品的經營效率。
　　
　　依照經濟學理論，完全競爭的產業環境下，當供給與需求均衡，市場則實現均衡，一旦供過于求，就會形成買方市場，因為競爭激烈，就會有部分供給主體因為賺不到正常利潤而被淘汰出局，供給持續減少，直至供給與需求實現新的均衡。縮小產業邊界，減少出版品種供給，有兩條路徑可供選擇，其一，減少出版機構退出產業的政策壁壘，允許經營效率低下的出版機構破產倒閉；其二，減少書號供給，增加書號資源的使用成本，提高書號資源的使用效率，從而提升出版產業的進入門檻。
　　
　　網讀不是“紙讀”，紙媒出版不會消亡
　　
　　在未來，縮小了的產業邊界可能會有多小，紙媒出版會不會逐步收縮以至最終消亡？這些問題的答案都取決于傳統圖書在未來的使用價值。在媒介載體進化史上，因為失去了未來的使用價值，簡策簡牘最終被書籍所取代，那么，在數字化多媒體浪潮之下，圖書會失去未來的使用價值嗎？答案是，必定不會，因為，在可預見的將來，圖書仍然具有兩項基本的使用價值。其一，它是適合閱讀習慣的一種載體，兩千年的存在，形成了既普遍又深刻的紙媒圖書閱讀習慣，陳之藩先生曾說，“許多許多的歷史才可以培養一點點傳統，許多許多的傳統才可以培養一點點文化（習慣）”，習慣的力量使得紙媒仍然具有生命力，這種生命力是如此頑強，以至于所有挑戰的力量都不得不有所顧忌，譬如，那些新銳的電子閱讀器載體普遍稱呼自己為“電紙書”。這個有趣而典型的例子給我們的啟發是，面對未來的挑戰，培養并鞏固傳統閱讀習慣是紙媒存續的根本。
　　
　　其二，紙媒是進行深度閱讀的最佳載體，與淺閱讀的快餐式、泛娛樂化、隨意性和碎片性相比，深閱讀才真正是“人類進步的階梯”。正如朱永新先生所說，閱讀能力的高低直接影響到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未來，閱讀率下降的背后是民族素質的下降，現在部分國民心態浮躁，與疏于閱讀、遠離經典，缺乏應有的文化底蘊不無關系。
　　
　　
　　有趣的是，在1940年代，由于電視的普及，紙媒也一度面臨類似于今天的這種挑戰，因為，與紙媒相比，電視無疑具有先天的優勢，它不需要識字即可觀看，因此門檻更低，更容易為最廣泛的受眾接受，它的圖像形象生動、直觀易懂，比書籍單純的黑白文字更加吸引人。然而在電視迅猛發展的20世紀后半葉，傳統出版非但沒有消亡，其重要性反而進一步得以突出，因為人們發現，直觀的電視媒介引發了大眾審美鑒賞力的退化和文化水平的普遍下降。作為一種直觀形象的“感受型”媒介，電視媒介直接作用于人的視聽感觀，一目了然、淺顯易懂，它于不知不覺中消磨人們進行經典閱讀和深入思考的耐心，使人習慣于浮光掠影的信息接受，使人滿足于淺層的表象思維而逐漸疏于深入思考，電視的普及引發的受眾思維行為惰性化的負面效果，使得人們重新認識傳統閱讀的重要價值。現在，我們又走到了這樣的關口，在數字化多媒體的浪潮之下，無論是社會還是我們自己，同樣需要重新認識傳統出版的價值，不拋棄，不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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