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出版的競爭
　　
　　近年來，隨著網絡社會的深化和電子出版的普及，在日本媒體和出版業界流行一個詞匯叫“脫活字”，意思是讀者的閱讀越來越依賴電子媒體，而日益脫離印刷活字。的確，看近年來圖書、雜志的發行統計，銷售碼洋的低迷確乎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也詮釋了出版社的某種危機感。但另一方面，古舊書店近年來持續增長，尤其是上述那種從店鋪感覺到經營內容迥然有別于傳統舊書店的所謂“新古書店”及“漫畫咖啡”的大量涌現，相當程度上彌補了出版業的衰退勢頭。就一般讀者而言，購買的圖書中，舊書的比例比十年前大大增加。而個人的閱讀量，則基本沒有什么變化。如此看來，為出版界狂喊不已的所謂“脫活字”，無非是出版業界既有商業模式本身的崩潰而已。過去五年來，每年都叫喊“電子出版元年”，可到頭來卻始終未走出“元年”，恐怕也是這個原因。而回過頭來看，對于這種狀況，那些以持續的海量發行造成書的過剩供給，不斷重復上演市場細分化和讀者爭奪戰的出版社自己，應該說也有一定的責任。況且，加上日本獨特的以中盤商為核心的發行流通體制，既有的出版社對電子出版基本持保守態度，所以電子出版的競爭尚處于口頭喊“狼來了”的程度，離真狼奔突而至，應該說還有相當的距離。
　　
　　日本出版的問題點
　　
　　眾所周知，長期以來，以東販、日販等圖書批發商（中盤商）為核心，日本形成了穩固、高效的圖書流通體制。其憑借圖書再販制度，不僅使出版社和書店利益共享，甚至也在相當程度上維護了作者和讀者的權益（過去三十年來，日本圖書基本未調價，書價比較合理）。所謂“再販制度”，全稱為“再販售價格維持制度”，說白了就是新書不打折，無論是對地面店，還是網店，全國城鄉統一價格。
　　
　　如果從中國的感覺出發，這種可維系出版社、書店、作者及讀者四方“多贏”的價格維持機制，誠可謂好處多多，不亦樂乎。但它卻帶來了兩個問題，其一是退貨率居高不下。書店從中盤商進貨圖書，但不必立即結賬，以幾個月到半年一次的周期（具體時間根據合同，最長半年），按實銷冊數與中盤商結算。但半年后，如果圖書仍滯留店面的話，書店便須買斷。這樣既占用基金，又占倉儲空間，多數書店會把銷售半年之后仍未賣掉的圖書退貨（即退給中盤商。中盤商再根據實銷冊數，扣除自己的消費手續費，再把剩余圖書退還書店）——此乃造成退貨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一般認為退貨率安全線是35%以下，目前已突破40%。長此下去，“多贏”結構殊難維系。
　　
　　其次是資金問題，也與中盤商密切相關。一些大型出版社推出一本新書后，先以躉賣的形式批發給中盤商，并從后者處拿到全部碼洋。半年的新書銷售周期過后，刨除賣掉的實洋，未賣掉的書被退回出版社，出版社再把退貨部分的碼洋退還給中盤商。如此，在現有的流通消費體制下，中盤商實際上扮演了類似銀行那樣的金融機構的角色。譬如某出版社出版一本新書，印了一千冊，定價為一千日元。一俟出版，出版社便能從中盤商那里得到全部一百萬日元的碼洋。極端的情況下，譬如該書內容曲高和寡，在整個銷售周期內僅賣出了一冊。那么半年之后書被退貨，出版商再把剩余九百九十九冊書的碼洋退給中盤商就是。但半年的時間，全碼洋畢竟在出版社手中，充當流動資金。可一旦書被退貨，流動資金便會斷檔，因此，出版商為了生存，只好啟動下一本書。如此，為維持現金流而出版，乃至不得不出版很多無意義的書，甚至垃圾書，造成無謂的資源浪費。正因為在產業構造上，中盤商握有舉足輕重的權力，從書的配送到資金回籠，你都離不開他。如此被深度捆綁的結果，也是日本大型出版社無法自主實現向電子出版轉型的原因之一。
　　
　　不過，這樣一來，好像說中盤商是一個“惡漢”的角色——這也有失厚道和客觀。畢竟，長期以來，多虧了東販、日販等中盤商在全國城鄉以統一標準的手續費配送書籍，正因為有了這樣的流通制度，才能在全國無論哪里，哪怕是偏僻的鄉下小書坊，也能簡單迅速地得到所需書籍。今天的日本相對于外國，以接近100%的高識字率和閱讀量大著稱，這種閱讀習慣又促進了日本文化的多樣性和經濟發展。而如此難能可貴的閱讀習慣之所以形成、扎根，不能不說這種以中盤商為核心的獨特的出版流通體制功莫大焉。但是，在網絡社會的今天，這種出版流通體制本身也需要轉型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現代出版業的成立，系基于“書與人的邂逅”，而書與人邂逅的場所則是書店。在書店業已呈現整體萎縮的情況下，所謂“出版的發展”確乎成了一種奢談。從這個意義上說，傳統書業似乎已迎來了黃昏時分。但黃昏并不等于黑暗，黃昏也有黃昏之美。趁夜幕四合之前，準備好蠟燭。就算黑夜真的降臨，也還可以秉燭夜讀，并不等于消亡。〔本文原系在北京新聞出版局編輯出版繼續教育課（2011年12月15日）上的講座，后經改寫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