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工作好比是藝術設計師，比如一個人蓬頭垢面進來，經過一番整理梳洗，當他展現于公眾面前時，已經是容光煥發、神采奕奕。一部稿子送進編輯室，經過編輯的精心梳理，幾校過后，原先稿子上的錯訛謬亂、斑斑點點，已一掃而光，展現在公眾面前的則是屬于我們民族的乃至是屬于整個世界的一種精神財富。”金燦然對編輯職業的評價，何嘗不是中華書局編輯們心中所想？
　　
　　半個世紀過去了，中華書局成長起一大批學者型編輯、出版家，他們立足學術前沿，以高遠的學術視野，選拔培育編輯加工書稿，贏得了眾多大專家大學者的認同。錢鍾書先生的《管錐編》、《談藝錄》當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他贊嘆周振甫先生“小扣輒發大鳴，實歸不負虛往”，傳為學林佳話。顧頡剛先生因病需動手術，預立《遺囑》，其中說到：“我一生寫作，應悉交中華書局，請他們組織委員會整理。”拳拳相托，殷殷期望，讓中華同仁感到傳續學術之責的份量。2010年底，《顧頡剛全集》由中華書局出版。
　　
　　把根扎進大眾生活的深處
　　
　　出版精良、優秀的古籍整理成果和學術著作，是中華書局的安身立命之本。然而，以“專業的精神出普及讀物”，始終是推動中華書局蓬勃發展的另一只輪子。從第一本中華書局的出版物開始，無論是教科書、《辭海》，抑或是《小朋友》，都有一個鮮明的特點——為大眾服務。
　　
　　國人對中華書局出版物的這一記憶，從未褪色。如今耄耋之年的吳小如先生還記得：“在我讀小學時，我曾連續幾年把中華書局編輯出版的《小朋友》當做‘課外必讀書’。”
　　
　　一個世紀，中華書局“為大眾服務”的信念經久彌堅。
　　
　　《文史知識》，一本小雜志，洋溢著王力、季羨林、任繼愈、龐樸等學術大家的睿智；紙頁薄薄的《中華活頁文選》，承載著優秀古代文史哲作品，被季羨林稱為“是在全國人民對知識和文化的進一步渴望中的一場好雨”。它們都是中華書局為大眾提供的讀物，雖小，雖薄，但品質絕對上乘。
　　
　　2004年，戲說歷史的影視劇泛濫之時，中華書局與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聯手，推出了閻崇年《正說清朝十二帝》，隨之策劃出版了系列“正說”歷史圖書，引領了當時圖書市場的“正說”風潮。
　　
　　透過《百家講壇》的“論語熱”，編輯們捕捉到“國學熱”的端倪，于是，《于丹〈論語〉心得》首發即創造了中國出版界奇跡——當日，簽售12600冊；首月，銷售126萬冊，隨后一年占據暢銷書榜首位；至今銷售超過530萬冊。一時間，這一現象引起學術文化界和普通讀者的熱議。學者余敦康說“于丹是在現代人心中埋下經典種子的大功臣”。國學大師任繼愈先生也發言了：“解讀《論語》的著作能成為超級暢銷書，這是好事，說明了社會上對傳統文化有饑渴感。”
　　
　　《于丹〈論語〉心得》也獲得了海外版權輸出的佳績，以28個語種，34個版本覆蓋世界眾多國家和地區，成為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排頭兵。
　　
　　新的發展時期，中華書局重新認識中華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作出“守正出新”的歷史選擇。出版《國史十六講》、《秦始皇的秘密》、“馬未都說收藏”系列、《姥姥語錄》、《走向輝煌》、“一本書讀懂”系列等大眾讀物，秉持整理古籍的嚴謹態度、創新精神，在古籍和大眾之間搭起虹橋，相繼推出“中華國學文庫”、“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中華經典藏書”、“中華生活經典”、“中華思想經典”、“中華養生經典”等傳統經典普及讀物，以及《宅茲中國》、《現代中國的歷程》、《〈讀書〉十年》等學術文化著作，創刊發行《月讀》雜志，使書局這位“穿著長袍馬褂的先生”有了另一副青春的面孔。
　　
　　“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我們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系卻比任何行業都大。”有此見識，定行高遠。堅持這樣的追求，是中華書局之幸。唯其如此，當我們今天走進學者的書齋，走進圖書館，進入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中華書局的百年，變得具體、生動而鮮活，那是一本本書冊，可以傳之久遠，那是一個個思想，可以穿越時空。
　　
　　社會已經變化。理想不老、追求常新的中華書局，卻依然年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