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城鄉協同。在人們關注空氣污染、交通擁堵、就醫就學買房難等城市病的同時，也需要關注耕地減少、生態退化、人才流失和住宅空心化的鄉村病。城市病和鄉村病同根同源；城市問題與“三農”問題互為因果。城市和鄉村的可持續發展有賴于城鄉統籌與協同。基礎設施完備、公共服務均等的鄉村往往是人們向往的頤養之地、安樂之所，是緩解城市人口壓力的廣大腹地；而荒蕪廢棄的村莊常常成為缺乏機會和財富的村民無奈的選擇，是避之不及的貧困之源。只有當鄉村發展有了光明前景之時，城市問題才可能根本改善。城市化程度并非越高越好，城市群布局和功能優化比城鎮化率本身更為重要。

  第三是產業協同。調整產業結構已成為增加三產比重的同義語。能否嘗試一下逆向思維，大力發展農業，重構產業協同。在傳統思維中，農業往往被看作是落后產業，因此，經濟發展和結構優化就是要降低農業比重。事實上，無論從單位產品增加值能耗，還是從產業部門人均碳排放來看，農業是典型的低碳、循環和綠色產業，遠比第二和第三產業更為低碳。農業的問題在于產值低，用水量大，水資源生產率低。推進高效節水的生態農業，提高農業在三次產業中的比例，不僅能促進水資源節約和食物的安全，而且，可以替代低能效的高耗能工業，節省能源、減少溫室氣體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獲得清新的空氣，減輕產煤區的生態環境壓力。僅這一項變革，就可以大大緩解京津冀地區目前面臨的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產能過剩等問題。農業的優化和比重的提高可能是破解京津冀區域霧霾的真正出路。動輒數萬億的投資，何不試試投向農業？究其原因就在于現有的市場機制和政治激勵體系并不支撐這種綠色變革。綠色農業需要技術、人才和投資，更需要贏利以吸引并保持技術、人才和資金源源不斷地流向這個領域。農業生產經濟效率低下使之缺乏足夠的吸引力以獲得資金、技術和人才。僅靠市場調節是不夠的，必須發揮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作用。通過倡導、補貼、獎勵等途徑，使資金、技術和人才進入綠色農業發展。政府對農業的資金支持實質上是對公共物品、生態服務的支付，更是對一個國家和民族未來的投資。因為，農業不僅提供我們生活的食物和水，更能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系統和環境。此外，國家在人才培養和提供方面應該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國家可以資助培養師范生，何不同樣資助培養愿意從事農業的人才？可以想象，如果有足夠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會有大批的青年才俊投入到綠色農業這一希望的田野。當然，政府更大的作用空間可能在于提供一種制度環境，激勵企業、個人和社會組織投身于綠色農業建設和發展。

  京津冀一體化協同發展需要區域發展體制機制創新，也為治理創新和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機遇。